【国学经典导读】
《韩非子》
《韩非子》是我国先秦时期法家思想的代表著作。在继承、总结先秦法家各派思想的基础上，又吸收了老子、荀子、名家、墨家等各学派的思想，强调法、术、势三者的结合，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“法治”思想。其学说主张极端的功利主义和利己主义，推崇君主专制独裁，为秦统一中国奠定了理论基础，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建立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。该书思想犀利，文字峭刻，构思精巧，逻辑严密，善用大量的寓言故事来说明抽象、深奥的道理，在诸子百家中独具特色，也是先秦诸子散文的优秀代表。
《韩非子》(又称《韩子》)，二十卷，凡五十五篇，(战国)韩非著。
韩非（约前280—前233），战国后期法家的代表人物，大约生于周赧王三十五年（前280），卒于秦王政十四年（前233）。韩非是韩国的公子，与李斯同样受学于荀子。他才华出众，尤其喜好刑名之学，见韩国国势衰微，曾屡次上书规谏韩王，均未被采纳。由于政治上的不得意，他便发愤著书，阐述自己的学术思想和政治抱负。他的书流传到秦国，受到秦王赢政的青睐，于是发兵进攻韩国，想夺取韩非。韩非因此被派到秦国，但并未受到秦王的重用，反而遭到李斯等人的谗言陷害，被秦王下令治罪，并最终死于狱中。
今本《韩非子》共五十五篇，大都出自韩非之手，由后人辑成，但不排除也有个别篇章为后人加入或伪作。全书五十五篇文章基本上各自独立，篇名即表示该文的主旨。其学说主张极端的功利主义和利己主义，推崇君主专制独裁，强调法、术、势三者的结合，为秦统一中国奠定了理论基础，也对传统封建专制制度的建立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。同时，该书思想犀利，文字峭刻，构思精巧，逻辑严密，善用大量的寓言故事来说明抽象、深奥的道理，在诸子百家中独具特色，也是先秦诸子散文的优秀代表。
在政治思想上，法家一向主张国君通过制法来治国。法一旦制定，就要公布天下，使一国之人尽皆知晓，并且严格遵守。而国君的言行举措也必须以法为规矩准绳，不得违反，也不得以私意变更。这样，不但国家的方针政策、大小事务都有所依据，而且即便出现昏庸、无能的君主，也可以照样依法治理国家，从而保证国家的安定和兴盛。
韩非子作为法家的代表人物，自然重视“法”的作用。在他看来，国家的治乱、强弱与“法”有着密切的关系。所谓“国无常强，无常弱。奉法者强则国强，奉法者弱则国弱”。（《有度》）在韩非子之前，法家思想大概可以归纳为三派，分别以商鞅、申不害和慎到三人为代表。其中，商鞅重法，申不害重术，慎到重势。而韩非子则集这三派之大成，强调法、术、势三者的结合，同时又吸收了老子、荀子等人的学说，进而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“法治”思想。
所谓“法”，在韩非子看来，就是编纂于图籍，设立于官府，并且在民间公布的成文法。所以他说：“法者，宪令著于官府，刑罚必于民心，赏存乎慎法，而罚加乎奸令者也。”（《定法》）又说：“法者，编著之图籍，设之于官府，而布之于百姓者也?！保ā赌讶罚┓ㄊ蔷忌舷卤匦牍餐袷氐?，所以它具有强制性、权威性、普遍性、客观性、稳定性、公开性等特点。由于法是一国之内唯—的行为规范与标准，所以凡是不符合法令的行为，都必须严格禁止。这就是“明主之国，无书简之文，以法为教；无先王之语，以吏为师”。（《五蠹》）
“术”是君主驾驭臣民的权术。这种权术藏于君主胸中，不可示人，只能为君主一人所掌握。所以韩非子说：“术者，藏之于胸中，以偶众端，而潜御群臣者也?！保ā赌讶罚┯炙担骸笆跽撸鋈味诠?，循名而责实，操杀生之柄，课群臣之能者也，此人主之所执也。”（《定法》）君主之术不仅要知人善任，量能授官，而且还要循名责实，察督群臣的是非功过，防止发生失职擅权的行为。在韩非子的看来，人都是自利的，君臣的利益必然相互冲突，所以君主要善于利用群臣间的利益冲突来控制他们，使其不得不为君主效力。所以他说：“圣人之治国也，固有使人不得不为我之道，而不恃人之以爱为我也?！保ā都榻龠背肌罚?/span>
“势”指君主所处的势位。韩非子认为，治国不能仅凭君主的品德与贤明，还必须依靠君主的势位。君主只有将势位与权利牢牢的掌握在手里，才能实行有效的统治与管理。他进一步指出，君主的权力主要在于赏罚和生杀大权?！熬幢源κ疲柿钚薪?。柄者，杀生之制也；势者，胜众之资也?！保ā栋司罚┮坏┚魇ド头：蜕敝ǎ褪チ送?。如果君主失势无权，权势自然落到臣子的手中，这样就会导致上下易位，国家就有倾覆的危险。因此，君主的赏罚、生杀大权是绝不能旁落的。
总之，“法”是公开的，由臣民共同遵守的；“术”是秘密的，是由君主独自掌握的，用来控制驾驭群臣；而“势”则是法与术得以实现的保障。法、术、势三者既是相互区别、各有特色的，又是相互依存、共同发挥作用的。其中，法固然是三者的核心与基础，君主的术与势都需要在法的规范下使用，但反过来，法也必须借助君主的威势和权术才能顺利实现。
韩非子的“法治”思想的根据在于他的人性论。他不但继承了老师荀子的性恶论，认为人性本恶，而且将其推向极端，否定了人心有迁恶向善的可能。应该说，韩非子是以最冷酷无情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的。他把一切都浸入冷冰冰的利害关系的计算中，把社会的秩序、价值、关系，以及人的一切行为、思想、情感，都归结为单纯的个人利害。因此，现实的功利便成为衡量、估计一切的尺度和准则。
在韩非子看来，人与动物一样，都是趋利避害的。“夫安利者就之，危害者去之，此人之情也?！搜赡苋グ怖蓝臀：χυ眨俊保ā都榻龠背肌罚┳运阶岳耸侨说谋拘?，是人的一切行为的动机，是不可更改的。“凡人之有为也，非名之，则利之也。”（《内储说上》）因此，人与他人的交往无不以自利为基本原则，人之他人的关系都是利害关系。即便是君臣之间、父子之间、夫妇之间也都是如此。他举例说：“父母之于子也，产男则相贺，产女则杀之。此俱出于父母之怀衽，然男子受贺，女子杀之者，虑其后便，计之长利也。故父母之于子也，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，而况无父母之泽乎？”（《六反》）同样，君臣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就是相互利用的买卖关系?！爸髀艄倬簦悸糁橇?。”（《外储说右下》）而人们为了争夺各自的利益，自然会产生激烈的矛盾和冲突，甚至发生“臣弑君”、“子弑父”等等残酷的事情?！昂箦?、夫人、太子之党成而欲君之死也，君不死则势不重。情非憎君也，利在君之死也。”（《备内》）因此，对于君主来说，任何人包括妻与子在内，都是不能信任的，信人则制于人，只能依靠法令和权术来控制他们。
韩非子虽然看到了人的这种自私自利的本性，却不想改变它，而将其视为一种可以利用的工具，是君主治国安邦的有利条件。在他看来，人既然都是趋利避害的，那么君主就可以利用赏罚来驾驭臣民。“是故欲治甚者，其赏必厚矣；其恶乱甚者，其罚必重矣?！保ā读础罚┚饕环矫嬗霉γ晃斩辞谷嗣俏瘢硪环矫嬗钟醚闲叹ɡ纯窒潘?，就像蓄养鸟兽一样的来驾驭臣民。
韩非子认为，君主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，因而君主的利益是判断一切行为是非善恶的标淮。对于国家最重要的便是农业和战争，因为它们直接关系到君主的安危和国家的富强。韩非子发展了法家“重本抑末”的重农思想，极力鼓吹耕战，贬斥儒侠，抑制其他行业的发展。他认为“儒以文乱法，侠以武犯禁，而人主兼礼之，此所以乱也”。（《五蠹》）所以他将属于儒家的“学者”、属于纵横家的“言谈者”、近于墨家的“带剑者”、依附贵族私门的“患御者”和“工商之民”称为“五蠹”，认为他们的言行不仅无益于国家的富强，而且直接有害于法令的权威和政令的顺利推行，都应该予以禁止。韩非子特别反对儒家提倡的仁义道德，认为依靠忠孝仁义不仅不足以治国，反而会危害君主的统治。所以“明主举事实，去无用，不道仁义者故，不听学者之言”。（《显学》）
由此可见，韩非子的思想是极端功利主义和利己主义的。对他来说，各种知识、理论的是非真伪并不是最重要的，重要的是可以有效的处理实际问题。知识、思想的意义便在于实际的应用和现实的功利。与此同时，他将君主的个人利益视为社会最高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，所以要求全体社会成员必须统一思想，一致行动，为实现君主的利益而努力。这样，臣民只是君主治国的工具，个体的存在价值就被完全忽视了。
在天道观与历史观方面，韩非子是持发展、进化的观点的。他认为“道”是宇宙万物的本源、是非的标准，也是国家赖以存在、发展的基础。所以他说：“道者，万物之所然也，万理之所稽也?！保ā督饫稀罚┯炙担骸暗勒撸蛭镏?，是非之纪也。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，治纪以知善败之端?！保ā吨鞯馈罚┯捎谕蚴峦蛭锒际遣欢媳浠?，所以“道”也“不得不化，故无常操”。（《解老》）
这种“道无常操”的天道观落实到人类社会历史上，自然就得出历史是不断变化的观点。韩非子把历史分为上古、中古、近古三个时期，而每一个时期都有那一时期独特的环境，也有那一时期相应的事业。因为时代不同了，人们所面对的物质条件和生活环境也就不同了，人们思考、解决问题的方式也要随之发生变化。所以韩非子主张“世异则事异”“事异则备变”“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”。（《五蠹》）为此，他还特别用了一个寓言来说明这个道理：
宋人有耕田者，田中有株，兔走，触株折颈而死，因释其耒而守株，冀复得兔。兔不可复得，而身为宋国笑。（《五蠹》）
这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“守株待兔”的故事。在韩非子看来，想用过去的方法和政策来治理当今的社会，就仿佛“守株待兔”一样的愚蠢。
韩非子反对儒家与墨家在政治上的复古主张，认为那些过时的东西完全不能解决现实的问题。他假设道：
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，必为鲧、禹笑矣。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，必为汤、武笑矣。然则今有美尧、舜、汤、武、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，必为新圣笑矣。是以圣人不务循古，不法常可。论世之事，因为之备。（《五蠹》）
与此同时，韩非子还特别警惕儒家学者打着复先王之道的旗号以古非今，批评现行的政策和制度，认为这将动摇法令的权威和君主的地位，扰乱社会的稳定。
对于儒、墨两家都希望通过称颂尧舜之道来证明自己学说的合理性，以至长久以来一直争执不下的问题，韩非子也提出了自己的批评。他说：
孔子、墨子俱道尧、舜而取舍不同，皆自谓真尧、舜。尧、舜不复生，将谁使定儒、墨之诚乎？殷、周七百余岁，虞、夏二千余岁，而不能定儒、墨之真，今乃欲审尧、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，意者其不可必乎！无参验而必之者，愚也；弗能必而据之者，诬也。故明据先王，必定尧、舜者，非愚则诬也。愚诬之学，杂反之行，明主弗受也。（《显学》）
由此可见，韩非子十分重视“参验”，也就是在名实相符的原则下，以参考验证的方式来判断言论、行为、思想的是非真伪。所谓“循名实而定是非，因参验而审言辞”。（《奸劫弑臣》）“参验”不仅要讲究证据，而且还要看其有没有实际的功用。在他看来，无论什么理论，不管它表明上讲得多么漂亮精致，如果没有实际的功用，不可参验，便是“愚诬之学”，应该摒除。话说回来，最终还是以现实的功利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。
《韩非子》是由何人何时编定，目前已不可确考。但《史记》中已多次提到《韩子》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亦著录《韩子》五十五篇，可见其至少在汉初就已编定成书。汉代以后，《韩非子》的版本渐多，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南宋乾道年间的“黄三八郎本”、明代正统年间的“道藏本”和明代万历年间的“赵用贤本”。清人王先慎曾作《韩非子集解》，其书以“乾道本”为主，并参考他本订正，注解旁采诸说，间附己见，是比较通行的一个注本。近人所注解的《韩非子》，则以陈奇猷的《韩非子集释》（中华书局1958年版）和《韩非子新校注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），梁启雄的《韩子浅解》（中华书局2009年版），张觉的《韩非子校疏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）为较善。